2005年开始于河北邯郸的权力清单试验，在2014年后成为简政放权的有力工具和放管服改革的前奏曲。

对于公私合作所引发的纠纷，德国迄今也并无确定统一的救济方式。例如，《政府采购法》第43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

当然，也许有人会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之规定，而认为行政协议双方均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履行、变更、解除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均应当在协议本身的效力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可进行。法院审查国有土地出让协议的出让年限，是审查行政协议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26]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44]我们认为，从行政协议最终的行政行为性质以及《适用解释》第12条的规定看，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及《适用解释》的规定。

通说一般认为，法院审查行政协议争议，不仅要审查其合约性，更要审查其合法性。[21]具体而言，在行政协议的职责、程序要素方面，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在意思要素方面，应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在内容要素方面，应同时适用行政和民事法律规范。[47]对于这一点，身处欧洲但却和欧盟保持距离的英国曾经指出，欧盟所承认的被遗忘权在技术上违背了信息的特征。

当某些条件满足时，一个公民可以要求其个人信息可以从搜索引擎上移除。被遗忘权的支持者指出，被遗忘权其实早已存在并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美国也存在被遗忘权。[65]而就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来说，有的指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与信息流通之间的紧张[66]，有的指出，被遗忘权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应当通过数据最小化、通过设计的隐私保护（privacy by design）来保护公民隐私。[70]在该案中，原告任甲玉认为，他已经和之前工作的企业结束关系，其之前的经历不应当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应当被网络用户所遗忘。

从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程度不同，可以对被遗忘权进行进一步的场景化界定。See Luciano Floridi, et al.,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to Google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ttps://buermeyer.de/wp/wp-content/uploads/2012/02/Report-of-the-Advisory-Comm ittee-to-Google-on-the-Right-to-be-Forgotten.pdf. [58]See Floridi, supra note 57. [59]同前注[1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201页。

[34]新墨西哥大学法学院的达威德·斯胡（Dawinder Sidhu）教授指出，美国不需要被遗忘权，被遗忘权和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利益相冲突。一名医生要求网站删除病人对其差评的信息。其后，当使用Google搜索冈萨雷斯的名字时，出现的很多搜索结果都显示了该拍卖声明。2010年，冈萨雷斯据此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EPD）提出诉讼，认为十二年前所发生的拍卖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解决，现在提及完全不具有相关性。

而在第三种场景中，个人的被遗忘权也应当受到限制，但相比第二种场景，第三种场景中法律应当更有利于当事人行使被遗忘权。[68]2017年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第43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而且，这一指南要求个人信息主体请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并未像欧盟的法律一样，赋予数据主体以一种固有的被遗忘权。在有的技术人员看来，设置被遗忘权可谓是控制信息的一种可笑的尝试。

[21]人们的信息一旦在计算机与网络上被记录，就会成为永恒的烙印，永不消失的记忆。欧盟法院的此类判决要求我们查看卡片目录里面的内容，这是要求我们承担我们不希望的角色。

[71]同前注[2]，任甲玉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一、二审民事判决书。通过辨析被遗忘权的支持与反对意见，可以发现被遗忘权的正当性应建立在信息合理流通与具体场景中各方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

当个人数据对于实现其被收集或处理的相关目的不再必要、数据主体撤回同意、已经存在非法的个人数据处理时，或者当数据主体反对基于营销而处理个人数据时[17]，数据控制者有责任及时擦除个人数据。[22]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舍恩伯格在书中提出了删除的必要性，主张在数字领域内模仿人类的遗忘机制。欧盟法院指出，《95指令》第12条规定了数据主体的访问权，数据主体有权更正（rectification）、擦除（erasure）或屏蔽（blocking）不符合《95指令》所规定的处理的数据。同时要求Google删除或隐藏与其有关的这条个人信息，以使得这些信息不再出现在搜索结果或搜索链接中。一、被遗忘权的起源 被遗忘权起源于西班牙谷歌案。[7] 其后，在联系了报社和西班牙谷歌公司而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冈萨雷斯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提出申诉，要求西班牙先锋报删除或更改页面，使得与其相关的这条个人信息不再显示。

也因此，有必要赋予个人以一种被遗忘权，以对抗信息与数字技术给个人打上的永恒烙印。当然，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个人性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关乎信息流通与公共辩论空间的塑造。

[57]但需要指出的是，Google所设立的四个审查要素及其标准其实非常模糊，这四个要素没有哪个要素是决定性的，四个标准之间也很难说哪个具有更大的权重。第三部分指出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学术争论延续了西方的讨论框架，但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进路，而且这条进路从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理。

首先，欧盟法院认为，此案中的《先锋报》中所包含的正是个人信息，因为《95指令》将个人数据定义为任何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相关的信息。换句话说，被遗忘权所要干涉的是公共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与信息流通，而不仅仅是行使一种不涉及他人的个体权利。

五、结语与启示 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的记忆机制，使得信息的遗忘成为了一个难题。[8] 针对西班牙数据保护局的决定，谷歌西班牙和谷歌公司随后向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而西班牙国家高等法院中止了审理，因为其认为案件取决于对欧洲95/46/EC数据保护指令（以下称《95指令》）的理解。由国家法律来确认被遗忘权，赋予个体以删除个人信息的请求权，这将影响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公众的知情权。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负面信息的例子中，被遗忘权可能会被某些人加以利用，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48] 当然，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议还不止上文所提到的方面。Google设立了四个审查要素，以确定是否应当将个人申请的某些信息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遗忘权应运而生。[23]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舍恩伯格的著作为被遗忘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例如，BBC将其被Google所移除的信息进行了重新的发表。[69]但这一指南仍然只是工信部的部门标准，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

[56] 其次，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正确地指出了企业在行使言论审查方面所面临的困境。考察被遗忘权的边界，必须结合共同体中公众与个体对于信息流通的合理预期来确定。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被遗忘权的规定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双方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说明我国法律上的被遗忘权基础是法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或具体场景中的双方预期，其目的是要确保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各方的合理预期。

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学者围绕被遗忘权的性质、正当性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讨论。[27]从实践来看，为信息隐私法所广为接受的公平信息实践（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s）原则对个人的知情权、信息使用反对权、纠正与修改权进行了广泛的规定。

以及通过场景化的技术手段来保护隐私。在第二种场景中，由于信息为个人发布，因此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进入公共领域其实有一定预期，对于此类个人信息流通所带来的风险，个人也应当更有预见性。

[64]参见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35-51页。网络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对公民个体产生一些不合理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应当通过社会规范与社会声誉机制来调整，不能由国家法律来承担这一责任。